千二公世系探佚
江西豐城/饒承初
宋朝大儒朱熹給家譜題詞“家寶”，家寶者，傳家之寶也。由此可見朱老夫子對于家譜推崇的程度。出于對家譜文化的愛好，閑睱之時經常閱讀研究家譜，自認為比上桌搓麻將更有樂趣。有的時候也上網搜索一些與家譜文化有關的文章品讀，多少年了竟然成了習慣。早些年在《饒氏網》上，一篇名為“蒲圻饒氏來自何方”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該文作者饒有武老師，引經據典反復查詢，試圖找到蒲圻饒氏祖籍之地，但終未如愿以償，然其用心之誠令人欽佩。由于該文多處有與介岡饒氏相關的內容敘述，更引起了我的關注，經常在《饒氏家譜研討群》里與宗親探討這個話題，但總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的宗親誠心要求我將自己的看法形成文字，供宗親們研究討論。可謂是言者有意，聽者上心。于是廣泛搜索相關資料，大量查閱各地饒氏宗譜，冬去春來年復一年，日出日落日復一日，不厭其煩反復考證，如愿以償在豐城赤郭饒家宗譜上，找到了一條與蒲圻饒氏有關的重要信息。
豐城赤郭饒家，屬熊公位下司旦公長子鑑公后裔，地處豐城市石灘鎮港塘村，是一個有著一千多饒氏族人的大村莊。近年耗資四百多萬元興建的宗祠富麗堂皇，極其壯觀。早在1987年秋和1988年春，我曾數度走訪赤郭饒家，拜讀過其民國二十二年版的老譜。前幾年又故地重游，赴赤郭饒家采集族譜資料，拍攝了多篇老譜文獻留存，其信息量不僅廣泛而且實在，對一些饒氏支系的遷徙、居地記述較為詳細，為饒氏宗親尋根問祖，提供了珍貴的可靠信息。在當年拍攝保存的譜序中，有一篇清雍正十三年的舊序，序里有這樣一段敘述:“楚之蒲圻，崇之長圳及湖北金牛、三坑、徐埠、藍橋，鄂州及撫城、堰上、沓火巷，皆出述陂之璠公，乃弼公之次子，熊公五世孫也”。而當“楚之蒲圻……皆出述陂之璠公”這段文字映入眼簾時，真有那種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上天不負有心人，終于有了眉目。但事關蒲圻饒氏與修水三沙饒氏二地世系對接之事，自不敢妄下結論，必須繼續進一步深入考證，查找到更多相關宗譜資料互相印證。
豐城赤郭饒氏宗譜譜序中有關蒲圻饒氏的線索，僅憑序里的那段文字敘述，還不足以證明蒲圻饒氏就出自璠公，必須在更多宗譜上，找到蒲圻饒氏一世祖千二公的完整世系，來佐證譜序中“楚之蒲圻……皆出自臨川述陂之璠公”所言非虛。
2019年秋，相約豐城橋東中學饒保根老師，再次赴石灘饒郭村查找宗譜資料。饒春華宗親熱情接待了我們。饒郭村古名洪溪饒家，清朝年間曾與赤郭饒家聯修過宗譜，保根老師早年也到此收集過宗譜資料，春華宗親與我早有聯系，可謂是熟門熟路。進祠堂請出宗譜，循著“蒲圻饒氏出自璠公”這條線索，終在宗譜中找到了蒲圻一世祖千二公的完整世系：熊公-熙公-緒公-弼公-璠公-師道公-寬公-端卿公-行原公-千一公、千二公、千三公。雖然找到了千二公嫡祖相關世系，但此千二公會不會是蒲圻一世祖千二公呢？為了避免同名誤判，慎重起見，有必要考證千二公的生年。遺憾的是包括千二公父親與祖父，豐城洪溪宗譜上都無生卒年號記載。只能退而求其次，以春卿公的年代作為參數用以比對。春卿公是千二祖父端卿公的二哥，比對下來兩人生年相差不會很大，應該可以采信。譜載春卿公于北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領鄉舉，授主簿。《說文解字》有“三十年一世”之說，且定此時春卿公三十歲，那就是生于1090年前后，以此推斷端卿公約生干1110年，端卿公長子行原公生于1140年左右，行原公次子千二公哥仨中居中，大約生于1170年。當然，這只是根據春卿公生年資料推斷的數據，不可能十分精準，但也不會相差很多。
江西廣昌饒坊乾隆十八年《饒氏宗譜》，福建歷山民國甲申年七修《歷山饒氏族譜》，都分別記載有千二公爺爺端卿公的資料，廣昌譜記: 端卿，行三，諱朗老，居鄂州嘉魚縣后遷蒲圻縣，地名石頭口。歷山譜記: 端卿，行三，諱朗老，居鄂州嘉魚縣后遷蒲圻縣，地名石頭口。二地內容一字不差，與豐城洪溪、赤郭譜記載的內容基本吻合。
蒲圻饒氏宗譜，始修于明永樂二十一年(1423)，七世祖伯玉公主修，崇禎八年(1635)，十三世祖若蒙公再修，并親筆撰寫了二修序。清雍正六年(1728)三修。始修、再修乃至三修蒲圻饒氏宗譜，都是以千二公為一世祖，千二公以上的世系均無記載。據赤壁饒有武老師介紹，康熙壬辰年（1712），江西饒氏宗親到訪蒲圻，說是與其共宗支，補寫了千二公以上世系。乾隆十年(1745)蒲圻饒氏四修宗譜，便照此接上了江西世系。蒲圻饒氏四修宗譜原有一篇序文，敘述了當年一些有關對接的細節，但后來經過考證，覺得有所欠妥，便舍棄了千二公以上先人的生年記載，刪掉了此序，其目的自然不言而喻了，但外遷分支普安饒氏宗譜保存了下來，留下了這條鮮為人知線索。
蒲圻譜上千二公生于1222年，豐城饒氏譜上的千二公約生于1170年，相差五十二年之多。再次考證一下蒲圻千二公的生年，就顯得很有必要。據蒲圻饒氏宗譜相關資料顯示，明崇禎乙亥年（1635），十三代孫若蒙公率十四代孫，十五代孫一干人等，為一世祖千二公造墓立碑，墓碑上沒有刻錄生卒時間，只刻了“公大宋寧理宗時人”幾個字。寧宗從1195年（乙卯）至1224年（甲申）共29年，理宗從1225
年（乙酉）至1264年（甲子）共39年，而蒲圻宗譜記千二公生于1222年（宋嘉定十五年），歿于1265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年），享壽62歲。若蒙公是萬歷三十四年（1686）丙午科舉人，為官多年，走南闖北到過許多地方，應該是一位有相當才識的人。崇禎乙亥年（1635）率眾不但清理了祖墳，刻石立碑，興建享堂，添置祭田，而且手書了遷蒲以來的十幾世系次。為何一世祖千二公墓碑不刻生卒時間，僅刻“公大宋寧理宗時人”呢？若蒙公當時不是不想刻，或者說是忘記了，應該是實在不知道。“吾宗自千二府君由江右婺州受廛于蒲，其居址年月皆不可考矣”。這是若蒙公所撰《世系》中的一句原話，足以證明若蒙公當時確實真的是不知千二公生卒日期。無奈之下才刻下了那幾個模棱兩可的文字，模糊控制留有余地。如此看來，蒲圻千二公生于1222年之說值得商榷。若蒙公是二修主修，倘若一修譜有千二公生年記載，若蒙公斷不會在墓碑上刻“公大宋寧理宗時人”幾個字。由此可見現在宗譜上千二公的生卒時間是后人續修宗譜時添加完善的，或者是錯將千二公在蒲年誤為出生年。根據豐城赤郭、洪溪、廣昌饒坊、福建歷山等地宗譜考證，千二公生于1170左右，1222年是公的知天命之年，五十知天命嘛！不排除這種可能，否則不好理解。以若蒙公的資歷才學，當年為始遷祖造墓立碑，絕不會碑文上不刻千二公生卒時間。
蒲圻饒氏派詩中的“進賢稱番實，鴻業創介岡”這二句，從字面上看千二公似乎出自進賢介岡，現今千二公有了準確的遷出地，又有了完整的譜載世系，介岡之說基本可以排除。所謂的“鴻業創介岡”，只是廣義上的說法。明朝是介岡饒氏鼎盛時期，若蒙公肯定有所了解，他老人家本意是說饒氏鴻業創于介岡，并無千二公出自介岡之含意。
江西修水民國二十六年（1937）三沙饒氏宗譜記載：“玉貞，又名淑貞，生于元大德丁未年（1307）.遷湖廣蒲圻”。倘若此淑貞就是千二公之父，那淑貞公比兒子千二還小了一百三十七歲，這肯定不對。難道修水宗譜上的玉貞（又名淑貞）與蒲圻一世祖千二公壓根就不是父子關系？而是當年蒲圻四修宗譜時，受江西譜影響而錯接！若蒙公二修蒲圻宗譜時，倘若知道千二公父親是淑貞公，斷不會只以千二公為一世祖而記于譜，刻于碑。蒲圻饒氏生于宋朝的千二公是“大宋遷莼邑”，修水饒氏的玉貞公（又名淑貞）生于元大德丁未(1307)年，后來也遷蒲圻，二者生年時間相差甚遠，千二公大宋遷居蒲圻，玉貞公（又名淑貞）元代也遷居蒲圻，這在二地宗譜上都有明確記載。蒲圻始修譜，再修譜，三修譜，都沒有千二公父親與祖輩的世錄，生于宋朝的千二公，在四修后卻成了生于元朝玉貞公的兒子，這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
族譜原于左氏《世本》，而其式之完備則自歐蘇二公，所以明清以后編輯族譜多取歐蘇譜式。然歐蘇二公皆本仁孝敬謹之心，不妄敘其淵源，遠稽其世系。故歐譜只闡前七世，蘇譜只及高曾。很多人纂修族譜，好取前代名人為己所自出而飾虛增光。若蒙公當年修譜造墓，就是秉承歐蘇二公信而可征，美而可傳之意，遵禮制而為之。家族世系的傳承，切忌胡亂攀附，以訛傳訛。所謂亂宗，就是指始遷祖以上世系斷代時，誤接世系認錯了祖宗。倘若蒲圻千二公不是江西修水玉貞公之子，那只有一種可能，豐城饒氏譜上的千二公與修水饒氏譜上的玉貞公，分別于大宋和元朝先后遷居蒲圻。幾百年來，其后裔和睦相處，秩然相敬，藹然相愛，猶如一家融為一體，延續至今德歸于厚。如今通過蒲圻、修水、廣昌、豐城、歷山五地六家宗譜的相互印證，千二公祖父端卿公，由鄂州嘉魚縣遷居蒲圻縣石頭口有據可查，其先人居于江西臨川術陂，屬熊公五世孫璠公之嫡傳后裔無疑。
家譜記載的是一個家族的歷史，涉及到源流、遷徙、世系等內容。但家譜是種特殊史料，記載的是家族發展的歷史過程，與其他史料相較，也有其負面之詞。牽強附會假托遠祖，攀附名人亂接世系，虛擬官職倒置年代等，這些弊端也使家譜的真實性受到質疑。上述弊端常見于遠祖傳記與世系，不排除人為因素，但也有是受當時條件所限而造成的。一般情況下，近世的相關資料的可靠性，可信度較高。所以我們不能因家譜存在某些弊端，而一味的全盤否定，但以錯傳錯實為以訛傳訛，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不值得提倡。不要以“年代久遠無法考證”為由而不作為，那是對后代子孫后代的虧欠。許多家族文化歷史資料，就在我們饒氏家族的譜牒中，就看你如何去發掘考證，正本清源，使之盡量接近史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