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陸璀，中共黨員。長期以來，有一件事像一塊重鉛壓在我的心頭，那就是饒漱石的問題。
饒漱石于l955年3月因被指控和高崗結成反黨聯盟而被開除出黨，同年4月，又以“饒漱石、潘漢年、楊帆反革命集團頭子”的罪名被逮捕并判刑，至1975年病故獄中。
對于這一案件，從一開始，特別是“文革”結束以來，不少同志就抱有懷疑、保留甚至否定的態度。黨內資深的老大姐章蘊同志就曾當著旁人的面對我和我的女兒陸蘭沁說：“饒漱石是個好同志，他是冤枉的。”廖承志同志也曾對我女兒說：“他是個好同志，我了解他，不會有什么問題。”據了解，廖還曾在討論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會議上提出：“高饒反黨聯盟”的問題，如果證據不足，是否可以不寫進決議去”。直到最近還有不少同志，有的甚至從遠方打電話給我，明確地說：“這是一樁冤案”，要我和我女兒向黨提出申訴。饒過去的秘書陳麒章同志曾經在1982年8月13日向黨中央寫信(請陳云同志轉)說：“在潘漢年、楊帆的問題相繼澄清和為他們恢復名譽后，過去認定的那個饒潘楊反革命集團問題自然就不能成立了……”他建議中央有關部門對饒漱石一案進行復查，盡快作出結論。他的信最后還說：“我認為，這樣的事，不論其家屬有無要求，組織上都有責任作必要的澄清。……”
旁的同志反映還有很多，而我卻一直沒有向中央提過，這是因為我有顧慮。首先是，因為看到建國以來的許多冤假錯案都已平反，唯獨高饒的事沒有觸動，我想，其中必有原因，我不愿意給黨中央找麻煩；其次，我對此案的許多具體情況都不了解(原因見后)，怕空說無憑，又無法去查找黨內資料；加之我缺乏黨內斗爭的經驗，對許多復雜的情況難于分析理解。再者，我因受饒案的無辜株連，曾從l955年到l956年，又從l967年到l973年兩次被逮捕入獄審查，先后達七、八年之久；我的女兒和我的其他親屬也曾為此長期受到不同程度的株連和影響。雖然最后組織上給了我徹底平反的結論，但仍不能不心有余悸。
而今，我已87歲了，來日不長了。在眾多同志的關心下，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應該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對歷史負責，而不應有什么顧慮。特別是看到經過總結“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和教訓、糾正“兩個凡是”和撥亂反正以后，我們的黨是更加成熟，更加實事求是，也更加堅強了。出于對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信任和信賴，我決定趁自己的腦子還沒有完全老化之際，把自己的所知和想法，實事求是地向黨中央反映。如有不確切或不妥之處，請中央給以批評指正。
我總的看法是：饒漱石是有一定錯誤的，但其性質不屬于反黨，更不是反革命，因而是人民內部矛盾，決不是敵我矛盾；對他的問題的定性定錯了，處理太重了。所謂“高饒反黨聯盟”，其實有無此事，值得重新考慮。懇切希望黨中央組織力量對此案進行復查，再作出符合歷史本來面貌的結論。
綜觀饒漱石的一生，他是江西臨川人，1903年生，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他都為黨為革命兢兢業業地做過不少有益的工作(他的簡歷附后)。他對黨是忠誠的。l930年他在東北任共青團滿洲省委書記、后兼黨的省委書記時，曾被捕過，1931年出獄。業已查清，并無叛變行為。l941年，皖南事變中，他(當時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臨危不懼，在項英、袁國平等不告而別后，仍苦苦堅守，直到最后脫險。據他后來告訴我(我在事變前已隨曾山同志等先期去到蘇北)在萬分危急的最后關頭，他曾發過一個電報給中央，其中說“我為黨犧牲，固我夙愿”，但因電臺適于此時被毀，他的電報并未能發完(這份電報中央檔案中還可能找到)。我想，正由于他在不同的革命歷史時期，經受住了各種嚴峻考驗，表現很好，因此，在重建新四軍軍部時，他就被中央委以重任——先后任華中局代書記、書記，新四軍政治部代主任、主任，新四軍代政委、政委。
遺憾的是，在后來的一段時間內，他和陳毅同志的關系沒有搞好，發展到后來的所謂“黃花塘事件”(那時我正在做農村基層工作，因而對具體情況不了解)。現在看來，他們兩人的關系沒有搞好，在饒的方面，當然有他的錯誤，但公平地說，雙方都有責任。后來我從一份有關材料中看到，在1954年2月中央七屆四中全會后召開的關于饒的座談會上，陳毅同志在發言中也曾作了自我批評，說：“黃花塘事件我也是有錯誤的。我的錯誤是當時對中央有意見，主要是對中央派饒漱石來做華中局書記、政治委員不滿意，感到中央是不是對我不信任?”他又說，“我和饒各有各的賬，誰也不能賴!”
據我的感覺，饒因自知無領導戰爭和根據地工作的經驗，卻被委以這樣的重任，心里的壓力是很大的。當時在黃花塘，他曾有一個電報給中央，其中有這樣的話：“在德的方面我可無愧，但才的方面則不夠(或曰“難于勝任”)，因此，希望中央速派才德兼備的干部來代替我(饒)(或“來幫助我們”)。”(這份電報在中央檔案里一定有，可以查實)。是否可以因此就說饒是耍手腕擠走陳毅同志昵?至于為什么后來中央把陳毅同志調回延安去參加整風，反而把饒留在了軍部，那我就不明白了。據知，后來毛主席對此事已作出結論性的意見，說：“此乃屬于工作關系性質，現已不成問題了。”因此，在參加整風和黨的七大后，陳毅同志又回到華東工作。此后，沒聽說他們之間有什么不和。
但到l949年建國后不久，在由誰來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的人選一事上，又出現了問題。我那時剛從國外工作回來，而且主要在北京在全國婦聯工作，對此事絲毫不知內情。后來聽說，事先，毛主席曾面告陳毅同志，此職擬由陳毅同志擔任，但陳當即表示推讓，說他已是司令員兼上海市長，工作太忙，難于兼顧，提議由饒擔任。毛主席即要他回華東商量。陳回華東后，仍以同樣理由表示不能兼任，而提議由饒擔任(饒當時的衛士長后來曾對我女兒說，他就親耳聽到過陳對饒以同樣理由把此職推讓給饒的對話)。據說，當時華東局有幾位常委(或委員)也贊成由饒擔任并把這意見報告了中央。所以中央最后還是決定由饒擔任。饒和華東局那些建議由饒擔任此職的同志們是否事先知道各大區軍政委員會主席一職都是由大區司令員兼任，還是在名單公布后才知道的，這我不得而知。但饒未把此職堅決推掉，這可以說，他由于這十余年來在華東工作有一定成績，受到中央的器重，在華東的干部中也享有一定的威信，因而滋長了驕傲自滿的情緒和個人主義名譽地位的思想。但由此而說成饒是“向黨伸手，用欺上瞞下的手段竊取了這個職位”，是不符合事實的。
饒對工作一貫是勤勤懇懇，夜以繼目，幾乎達到“工作狂”的程度，而對個人生活則一貫艱苦樸素，幾乎一無所求，這是眾人所共知的。l952年初，他由于工作疲勞過度，眼面神經嚴重痙攣，中央出于對他的愛護，讓他到北京來治療，他卻錯誤地產生了患得患失的心理。在治療時又不幸對他采取了蘇聯當時新興的所謂“睡眠療法”，即給他服用大量的安眠藥使他整天除坐起吃飯外就是睡眠，一連睡了20天。治療終止后，又未讓他再在醫院耽幾天以進行必要的觀察和使他逐步適應正常生活，而是當天就讓他出院了。出院當晚，他的神經處于極度興奮和不正常的狀態，完全失去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以致發生在當夜（應為第二天夜、即第三天凌晨——引者）3時左右非要去見毛主席(當時他住在毛主席隔壁)，并和毛主席談了三個小時這樣不正常的事情。以后，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神經仍很不正常。至于他為什么要半夜去找毛主席，又和毛主席談了什么，他對我是一字不提的。直到后來，從公布的材料中，我才知道他半夜找主席談話，主要是想了解中央對自己是否信任。這是他在神經極不正常的情況下一次非正常的舉動。為此他后來十分后悔。
后來他結束休養，到中組部去當部長時，我感覺他的神經還是不大正常，但又不好說。我自己則回到全國婦聯去工作了，擔任常委、國際部長，忙于出國和接待外賓的工作。對于他在中組部怎樣和安子文同志鬧不團結，以及在中央召開的全國財經會議上怎樣和高崗同樣“批薄射劉”和后來在中央組織工作會議上又怎樣“討安伐劉”，這些情況我當時是一無所知的，但我從后來揭發出來的材料看，饒的主要問題是對劉少奇同志有意見，或者加重一點說，就是“反對”了少奇同志(也只是反對了少奇同志的某些方面)，而這就被無限上綱到“反對黨中央”、“攻擊黨中央”、“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等等。事實上毛主席也曾要求薄、劉、安等同志在會上做檢討。最近我看到一份l980年3月l9目鄧小平同志和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的談話記錄，小平同志說“高崗也確實抓住了少奇同志的一些小辮子，高崗批評少奇同志的東西，不是完全批評錯的，有批評對了的……"。小平同志還說：“高崗敢于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小平同志說的這些道理，我想也應該同樣適用于饒。饒從未承認自己反劉，他在自己的兩次檢討中，只承認曾對少奇同志在個別問題上有過意見或表示過不滿。另外，饒不反對劉，更沒有想過要打倒劉，還有一個旁證，就是正當“文化大革命”中，全黨全國聲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專案組要饒寫證明時，饒完全可以乘機對劉落井下石，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實事求是地寫了如下證明材料：“在劉少奇任中共滿州省委書記被捕期間，沒有同志被捕，黨的組織也沒有遭到破壞。”(文字大意如此，原文可查《劉少奇同志平反材料集》)，而且有一次，我女兒在與王光美同志談及上述事情時，王光美同志對我女兒說：“說饒反對劉少奇，我一直想不通。……”
至于饒和高崗的關系，據我所知，他們以前從未在一起共事，關系很生疏。調到中央后，他們也從未有個人交往。如果因為他們兩個人在全國財經會議上對薄一波同志甚至劉少奇同志提出了一些相同或相似的意見(不排除他們兩個作為會議參加者在會議期間曾交換過意見，而這是正常的，允許的)就把他們定為“反黨聯盟"，未免太過牽強。
我注意到，后來黨內文件對這一案件不再稱“高饒反黨聯盟”而稱之為“高饒事件”，不知這是否意味著對這一案件的看法有所變化。
但令人驚異的是：2000年1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本題為《死亡聯盟：高饒事件始末》的書，約有40余萬字，其中大量的篇幅都是引用了黨內的文件和文字資料，包括如毛主席和其他領導同志的來往電報、信函、一些重要會議的內容、領導同志的發言等等，都是原文，包括時間(年月日)和地點等，這當然就大大提高了該書的“權威性”。書中還大量地虛擬了毛、劉、周、鄧等領導同志的活動、言談舉止和交談的內容等等，繪聲繪色，好象作者是身臨其境。該書的結論是：“高饒反黨聯盟已定格在歷史上”。“高饒倆人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了”。這使我惶惑不解。
我覺得這樣使用黨內檔案材料來寫小說，加上虛擬的描寫，是很不嚴肅的，對領袖、對當事人、對黨史也是極不負責任的，這也有損于我黨的形象。不少同志都和我有同感。
關于“饒、潘、楊反革命集團”問題，事實已經證明，也完全是一個大冤案。從有關材料看，饒的被逮捕與判刑，就是依據這個“反革命集團”的“罪行”而定的。正如前面提到陳麒章同志所說，潘楊二同志都早已平反、恢復名譽，饒作為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頭子和包庇潘、楊“內奸分子”的罪名，當然就更不能成立了。希望中央也一并重新審查、作出結論，還他清白。
請黨相信，我這時出來為饒“鳴冤”，決非感情用事。我和他因性格不同，感情不合等種種原因，長期分居……
現在我決定為饒漱石向黨申訴，完全是出于一個黨員的正義感，為了向黨負責，也是為了黨的聲譽。放著這個幾乎被公認的冤案不予平反，對黨的形象也是很不利的。而且在不同的革命歷史時期，饒曾擔任很重要的領導職務，他為抗曰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以及建國初期，為建立和鞏固人民政權，迅速恢復和發展經濟建設等方面都作出過重要的貢獻，得到過中央的肯定和表彰。他的問題不予澄清，黨的部分歷史不好寫，對于他個人也太不公道。
今年，我們即將隆重慶祝我黨建黨八十周年。在回顧黨的光輝歷史，緬懷黨的締造者和無數革命先烈的時刻，對一些雖犯有錯誤，但為黨的事業做出過重要貢獻和有益工作的同志，一分為二地給以公正、客觀的評價，也是一個適當的時機。這也將使我們的黨顯得更加光明磊落、無私和偉大。
冒昧上陳，請黨中央審閱考慮。是否有當，懇請復示。
此致
最誠摯的敬禮！
——摘自《饒漱石》（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